拒赴“巴比宴”也不要那么理直气壮

近日获得确切消息，巴菲特与盖茨都已经来了，近日将在京一起出席慈善晚宴。由于保密工作做得太好，具体能够出席晚宴的富豪名单和地点仍是个谜。多家媒体报道，已有一半接到邀请函的中国富豪表示不会去参加这场慈善晚宴。

　　“巴比宴”真可谓一波三折：开头风光旖旎，国内舆论指望两位外国元老能振臂一呼、FFU自己人从者云集，慈善事业风生水起；接着波诡云谲，裸捐的背景、逼捐的传闻，硬生生弄成“鸿门豪宴”，一众富翁唯恐避之不及；再接着是批判式思维，鞭笞国内“慈”场不足、体制机制沉疴泛起，拒绝赴宴有理、拒绝裸捐光荣，甚至大呼慈善不能崇洋媚外——于是大家都松了口气，“巴比宴”又回到了八卦的层级。

　　这些天，大家都显得颇为理性，为“中国富豪为何拒赴‘巴比宴’”找到很多翔实而铿锵的理由，这些理由罗列到最后，就是咱可以理直气壮地不理会“巴比宴”，或者说都别太把这场晚宴当回事——于是，那些本不打算赴宴的富翁终于可以衣冠楚楚地发声了，譬如“慈善不等于捐钱”、“把企业经营好也是做慈善”云云。这些话充满了辩证法，原则上无可辩驳，但仔细推敲一下：不捐物不捐钱，难道慈善靠的是“心有灵犀”？企业经营好了是慈善，个人日子过好了也是慈善——因为不需要国家或他人救济？那么慈善就是个人人可以“立地成佛”的玄学？

　　等制度建立健全好了再去搞慈善，这话看似理性——遗憾的是，慈善本就是恻隐之心、是悲悯之意，是很感性的东西，属于道德范畴——它固然需要制度的捍卫与呵护，却经不起技术层面的称量与要挟。制度永远无法完美，但人性可以修补这种残缺。即便是制度经济学，也承认非制度因素的强大整合力。捐什么、捐多少、怎么捐，制度激励很重要，更重要的还是一种近乎宗教情怀的价值笃信。若非如此，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封建年代的慈善义行可以感天动地？为什么慈善发展程度未必与经济发展层级成正比？

　　关于慈善环境，其实与公权的清廉与否是两码事情，不能拿制衡公权的制度思维来界定慈善的可行与不可行。慈善是道德，道德固然要食人间烟火，但道德仍有超功利、超物质的因子——这就好比一个人看月亮，情思绵远，但这分浪漫不一定是非要华厦美服才能享受。特雷莎有段令人动容的话：人们不讲道理，思想谬误，以自我为中心，不管怎样，你还是要爱他们；如果你做善事，人们说你自私自利、别有用心，不管怎样，你还是要做善事；将你所拥有的最好的东西献给世界，你可能会被踢掉牙齿，不管怎样，你还是要将你所拥有的最好的东西献给世界……你做慈善，也许未必会有税收优惠，也许未必会被镁光灯投射，也许未必会赢得公众的口碑——这些固然是政府需要反思的问题，但这些，真是个体做与不做的必要前提？

　　拒绝慈善是公民的自由，这自然无话可说；然而，即便我们拒赴“巴比宴”，也请不要那么理直气壮，更不要对他人的高调慈善指手画脚——因为慈善，除了是支撑行动的信仰，更是让人觉得生活并不那么赤裸裸的温情。毕竟，除了吃饭，有时我们还指望靠着她们将日子过得不那么绝望。

董卿VS郭德纲 到底是谁的春晚

据《新京报》报道，CCTV三套节目即将改版，新推出几档栏目。其中一档名为《我要上春晚》，由著名主持人董卿担纲主持。

　　董卿在央视可以算是当家花旦，在国内文艺娱乐电视圈中也是出类拔萃，出道以来越来越红，很有观众缘。一些观众对她的评价是，容貌秀丽身材好，“不笑不说话，一笑俩酒窝”，“不穿短裙不出场，穿上短裙秀腿长”。特别是她的主持风格，大方，机智，亲和，同时还带着点狡黠和妖媚。去年春晚她搭档刘谦表演魔术，刘谦的手法上乘自然没的说，但若是没有董卿在旁边帮衬，舞台效果也不会那么好。

　　《我要上春晚》这节目，按名字猜测，应该是一档选秀类娱乐节目。在“超女”、“快男”等选秀类娱乐节目火爆荧屏之后，激发了普通民众试图跻身娱乐圈的热情。中国人那么多，“十步之内，必有芳草”，谁知道从哪里就会又冒出一个春宇妹妹或苏珊大妈呢？何况，“上春晚”这三个字给参与者们极大的想象空间，能在大年三十晚上央视的那场盛宴中登场亮相，岂非人生梦想？所以，当下这类节目很有市场，如果再加上董卿的声望和号召力，《我要上春晚》的收视率是能够让相关领导期待的。

　　不过，出于对董卿的喜爱，我不能不认真提醒一句：小心侵犯了别人的知识产权。许多人都知道，郭德纲曾说过一段相声《我要上春晚》，而且是他“我要。。。”系列相声中很著名的一段。也许，FFU这段活儿是德云社各位的集体创作，但它是由郭德纲、于谦多次演出而出名的。显然，《我要上春晚》作为一段相声作品，包含了创作者、演出者的心血。现如今，《我要上春晚》一字不改拿来就用作电视栏目的名称，如果郭德纲或德云社的某位先生起诉央视三套侵犯知识产权，连带着董卿也成了被告，这事就不大妙。

　　或许也有很多人知道《我要上春晚》这段相声的微妙背景，知道央视搞娱乐节目的相关人士与郭德纲之间的关系不怎么融洽。至于其中的矛盾因何而来，严重到什么程度，外人无从得知。只是从郭德纲在相声段子中挖苦调侃自嘲反讽中，感到那也不过是他们那个“圈子”里的一地鸡毛。当然，在前些时候发生了郭德纲“圈地事件”、“徒弟打人，师傅骂人事件”等等倒霉事之后，郭德纲即使想与有关人士和解，近期内恐怕也没有可能“上春晚”。然而，越是这样，央视越应该持重谨慎。不能因为郭德纲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就不尊重人家的知识产权。“圈地”、“打人骂人”都有法律管着，知识产权也必须放在法律的层面上去严格保护。

　　当然，像央视三套那么大的单位，不会只求收视率而不把法律当回事。董卿也不会看到春晚捧红了小沈阳、王小利们，就冒着成为被告的风险借一个节目去“扶持”谁。那么，可能的情况是什么呢？在此，我斗胆做一些猜想。

　　猜想一，相声的作品名称不像歌曲一样受知识产权方面法律的保护。或者，像卡拉OK唱歌那样，付一点费用便可自由使用。当然，这方面的问题需要由专门的专家去解释。就郭德纲以往的做派来看，如果《我要上春晚》有其应有的权益，而央视只肯付一点小钱就使用，郭班主决不会答应。

　　猜想二，考虑到自己长远的发展和振兴相声事业的使命，郭德纲认为必须放下身段，主动与央视方面和解。毕竟，像赵本山那样的老江湖都能积极参加央视组织的各种演出任务；像周立波那样精明的后生，都会诚惶诚恐地接受柴静的访谈。郭德纲自己的饭量有多大，自己心里最清楚。因此，他愿意重新起步，并将《我要上春晚》的使用权(甚至所有权)无偿贡献出来。

　　猜想三，经过与北京电视台某些人的不愉快之后，董卿以其亲和力以及巨大的娱乐潜力被郭德纲看在眼中，盘算在心里。既然不排除与央视合作，为什么不跟董卿姑娘联袂？因此，说不定郭德纲私下承诺今后一定规规矩矩做艺，老老实实做人，不再掺和那些乱七八糟的事。而作为交换条件，他希望能将《我要上春晚》打造成一个有品位的电视娱乐节目，由他和董卿共同努力为公众服务。

菜地变工地 菜价岂能不贵

根据农业部统计，进入6月份以来，国内蔬菜价格已经连续十周上涨，涨幅达到30%。9月2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促进蔬菜生产保障市场供应和价格基本稳定的通知》，明确指出，目前部分大城市蔬菜自给率过低，容易导致蔬菜价格大起大落。

　　多年前就提出“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可是我们看到直到现在部分城市人口虽然增加了，但是菜地却减少了。调查数据显示，多数大城市的自给率不足30%。

　　菜地为什么会减少呢？这当然不是市场因素，也就是说，不是因为种蔬菜吃亏，农民不愿意种，而是由于一些地方为了城市的扩大，在菜地上进行了开发，导致了一些地方城市越来越大，可是菜地却越来越小。在这样的情况下，菜价岂能不贵？

　　部分城市的菜地不断减少实际上反映的是我们一些地方错误的政绩理念。“菜篮子”市长负责制虽然喊了多年，但是有多少干部把它放在重要的位置？近些年来，我们看到更多的干部重视的是房地产开发，在遇到菜篮子和开发矛盾时，很多干部还是把房地产开发放在首位。毕竟现在的政绩考核，很多地方看重的还是GDP,还是经济的发展。而房地产开发，当然比菜篮子更能带动GDP的增加和经济的发展。

　　所以近几年来，我们看到“菜篮子”已经在市长的眼里已经变得越来越轻，FFU很多市长一上来大手笔抓的，是旧城改造、房地产开发等，有多少市长能抽出一些时间和精力抓一下菜篮子工程？又有多少市长因抓菜篮子不力而受到责任追究的呢？

　　当菜价很贵时，那些低收入群体的人如何生活，即使那些不是低收入群体的普通群众，面对不断上涨的蔬菜，也会感到很大生活压力。一旦广大群众连蔬菜都吃不起，城市建设得再美，也不会提高他们的幸福感。

　　其实，对市长而言，城市的发展和菜篮子工程并不矛盾。在城市规划的时候，应当同步规划好菜篮子工程。即使一些城市建设要用到菜地，也要按照土地占比予以配套的平衡和补偿机制，不能大量减少菜地。同时，对新的菜地，要重视农产品供给的配套建设。实际上，在这方面，国务院9月2日的《通知》已经作出了明确的要求。

　　只要市长们真的把菜篮子工程当作民生大事，在重视城市发展的时候也要高度重视菜篮子工程，吃菜贵、吃菜难的问题就是可以避免的。

与日本斗 应攻其软肋

    与日本斗，中国不能只当隔岸叫骂的秀才。反制日本，中国首先要真正了解日本，找出日本的软肋。否则中国的回击动的气很大，使的劲也不小，但终究是事倍功半。

　　上世纪初，梁启超就说过，“中国人寡知日本，不鉴，不备，不患，不悚，以至今日矣。”这句话放到现在，似乎依然成立。百年来，“中国”这个庞然大物，日本人放在解剖台上不知解剖了多少次，但直到今天，还没有一本中国人写的关于日本的书，超过美国人60多年前写的那本《菊与刀》。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中国对日政策以讲友好为主，尤其注重以民间友好推动官方关系。然而自那以后，东北亚局势经历沧海桑田，日本社会的对华心态发生历史性转折，中日摩擦一轮甚于一轮。出于维护中日友好的大局，中国对日斗争的基点仍是把日本拉回正常状态，中国的报复通常是临时性的。

　　现在到了认真审视日本的时候。中国人需厘清，第一，中日摩擦甚至冲突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反复出现，两国一味友好恰恰是不正常的。第二，中国只有搞清楚日本弱在哪里，害怕什么，将它们分类、排序，才能给反制日本准备精准的路线图。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中国男足教练—谢亚龙的罪与罚

昨天出版的《望新闻周刊》刊文“谢亚龙的‘罪’与‘罚’”，问题直指谢亚龙倒下的背后，“是谁任命了谢亚龙？谁放纵了谢亚龙？谁又该为谢亚龙、南勇们的倒掉负责？ ”

　　文章分析认为，南勇之后，谢亚龙原本被外界猜测为“庸而不贪”，但随着谢、蔚、李三人被立案侦查，谢亚龙任期内经手的几件大事成为焦点：将中国之队原来的“开发商”——亚足联开发公司更换为盈方集团，其理由是盈方赞助费比亚足联开发公司多出200万美元。谢亚龙究竟有没有从中收取好处？爱福克斯赞助中超联赛的悬案。在许多人看来，爱福克斯赞助中超联赛是南勇一手操办，但当时南勇的顶头上司是谢亚龙，在6000多万元赞助款没到账的情况下，经纪人却提前拿走巨额佣金，该案最终不了了之，其间，谢亚龙是否起到关键作用？2008年东亚四强赛期间，谢亚龙是否利用职务之便获取了一定利益？据传，国家队设立小金库，贿赂裁判、对手，同时向教练、教练向运动员收取 “黑金”，是否与谢亚龙有莫大干系？

　　对于随同谢亚龙被立案的两名原足协中层，出事似乎顺理成章。从范广鸣到吕锋、邵文忠，从南勇、杨一民、张建强到谢亚龙、蔚少辉、李冬生，中国足坛“大鱼”的纷纷落网勾勒出中国足球几年间的丑陋嘴脸和恶劣生态。最让人不解的是：谢亚龙上任3年来更换了8名国字号球队教练，换来的是男足连续输掉亚洲杯、FFU世界杯和奥运会，女足则陷入从裴恩才到多曼斯基、从伊丽莎白到商瑞华的空前混乱期——谢亚龙履职期间的中国足球跌至冰点，频繁的人事漩涡加剧了内耗、豪赌世界杯奥运会、青少年足球被一再忽略、聘请的外籍教练都是廉价货色、完全没有长远规划……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9-11纪念活动万只侯鸟曾被光柱困住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1万多只侯鸟今年9月11日晚在纽约被“9·11”事件纪念活动的光柱所困，为此活动组织者不得不五次关闭被称为“礼赞之光”的光柱。

　　为了纪念9·11事件，当天晚间两个蓝色光柱从世贸遗址附近射向夜空。FFU而当时正逢一支由加拿大向加勒比海地区迁徙的大规模鸟群途径纽约。报道称，它们并不经常飞越纽约上空，候鸟上一次迁移路线在9月11日当天经过纽约上空还是在2004年的事情。

　　纽约城市艺术学会是“礼赞之光”活动的组织方。美国环保组织奥杜邦协会纽约分会的监控人员观察了今年的活动，将鸟被光柱困住的情况通报给了组织者。奥杜邦协会发言人对动物地球网站称，这些鸟在绕灯光飞行时可能会消耗掉对它们迁徙活动非常宝贵的能量。他说：“我们就应对这样的事情和纽约城市艺术学会联合制订了预案。大批鸟飞过了光柱，也有许多鸟被光束困住。”

　　据报道，每年估计有9万只侯鸟在向南迁徙时由于被灯光迷失方向而撞上纽约的摩天大楼，摩天大楼的业主们正不断地关掉或者减少照明亮度以降低对鸟类构成的风险。

盘点仓鼠可爱瞬间

现在养仓鼠的人越来越多了，小仓鼠因为其袖珍，也被称为口袋宠物。FFU如果养得好，会非常亲人，而且其外表憨态可掬，十分招人喜爱！

探访日本鱼翅工厂:每年数以万计鲨鱼被屠杀

今年7月，英国自由摄影师埃里克斯。霍夫德前往日本最大的捕鲨业中心气仙沼市，拍摄下犹如地狱般的鲨鱼削鳍工厂。2009年，这里一共捕杀了31500吨鲨鱼。霍夫德发现，产自这里的鱼鳍，有一半销往中国香港、上海等城市。美国《时代》周刊评论说：鱼翅羹在香港和拥有最大消费群体的大陆都是一种奢侈品，这道菜体现了东亚文化中热情好客与维护“面子”的复杂观念。

　　日本气仙沼市是日本赫赫有名的鱼翅“首府”。这个位于日本东北部宫城县的渔港，是日本国内唯一合法用于捕鲨的港口。

　　每年7月至10月，都是当地渔民最忙碌的时候。今年7月，定居香港的英国自由摄影师埃里克斯。霍夫德(Alex Hofford)花费了两天时间，在气仙沼市渔港亲眼目睹了数以吨计的即将灭绝的蓝鳍金枪鱼被渔民捕捞上来，与此同时，还有那些更加庞大的家伙—鲨鱼。

　　“大青鲨，119吨；鼠鲨，10吨；短鳍尖吻鲭鲨，3吨。”一位渔民毫不忌讳地向霍夫德汇报两天的战果，言语中充满着得意。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